这几天，大洋彼岸一老头无意间的一句话，经过媒体的报道，在网上疯传，经过发酵，霸屏各大平台热搜榜，引发轩然，网友们瞬间炸锅了，在为红旗轿车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纷纷前往评论区为其双击666。

  其实，提到红旗轿车，永远都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红旗轿车的设计师程正。我们要想仔细地了解程老先生，一切还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程正的父亲陈克早年在日本勤工俭学，后来还参加过辛亥革命，跟随孙中山先生一同出生入死；母亲徐静仪毕业于日本神户商业女子高等学院。

  据说，陈克十分喜欢画画，天天都会在书房的书桌上挥毫泼墨，当时，程正就会安安静静地待在一旁，玩着父亲的画笔。

  1937年7月1月，国民政府任命程正为天津市市长，还为其配发了一辆别克，作为专车。

  由此可见，程正出生在陈家这样的家庭，拥有比其他孩子更多接触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的奢侈品汽车。即使如此，公私分明的陈克也没有让程正坐过那辆车。

  老子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陈克仅仅当了六个月的天津市长，就因心脏病发作撒手人寰。

  程正的三姐夫，在天津以修汽车为业，程正有事没事都会去找他，然后偷偷开着他的汽车在天街的大街小巷四处溜达。

  1951年，程正前往天津汽配厂实习，带他的导师就是今后大名鼎鼎的红旗造型设计师吕彦斌。

  程正不知道的是，正是从这次实习开始，命运这只神奇的手慢慢的开始颠倒他的命运，让其彻底与过去告别，走向制造汽车这个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在实习期间，程正跟随导师吕彦斌用天津汽配厂自己制造的发动机和美国道奇车的底盘，以及用鸵鸟牌子墨水瓶做车尾灯，制作出了一辆小型旅行车，这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

  程正工作后才发现了自己虽然接触过也画过不少汽车，但对汽车构造的了解却几乎没有。

  于是程正在工作之余，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花了三年时间，终于系统地自修了汽车设计有关的十几门专业课程。

  1956年，在北京一机汽车局举办的一汽产品换型汇报会上，两幅程正绘制的汽车效果图引起了当时还在一汽工作的苏联设计师费斯塔和冲压专家卡切特可夫人的注意。

  1958年初，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热潮中，程正和妻子选择了当时还在建厂的长春一汽，他被分配到冲压车间党冲压工。

  程正每天的工作就是在1250吨的大压床前，专门生产用于汽车底盘的大型冲压件。

  这个部件单个就重17.5公斤，而程正每天需要完成1100件。换句话说，也就是程正每天需要搬动100次17.5公斤重的零部件。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下，程正的手和脖子都肿了，胳膊和双腿都酸软得不行，整个身子都在打晃。

  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程正就突飞猛进，效率明显提高，每天能完成1600件，比他的定额足足超了500件。

  不久后，一汽开始组织试制我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的大会战，副厂长郭力立马就想到几年前折服苏联专家的程正，立马将其调到了设计处，要求其绘制车型设计图。

  程正觉得既然是国产红旗牌高级轿车，自然在造型上不能跟外国车雷同。在这一思路下，程正绘制出了两张跟外国车共同点甚少的车型设计图。

  几天后，程正和其他几位汽车设计师的车型设计图在设计处向群众公开展出，广泛征求意见，最终程正的设计图被中选。

  1960年，一汽打算试制三排座红旗轿车，要求程正在内的设计师以1:5的比例设计制作三排红旗油泥模型。

  只不过，在1:5的油泥模型上，红旗车身侧面家一条凹槽显得挺拔清秀，制作成真车后却有瘪肚子的不适感。

  常言道“人生若是一帆风顺，又怎来的迎难而上”，只有让程正不断吃苦遭受磨难，才能锻炼出她超出常人的意志。

  程正出生于民国时期的高官家庭，再加上他的几个姐姐和弟弟都在国外定居，这一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他不能在那个敏感特殊的时期全身而退。

  1968年6月9日，一群造反派以有海外关系为借口，不但抄了程正的家，还将其关进了“牛棚”。

  从“牛棚”放出来的程正被剥夺了设计红旗车的资格，下放车间接受劳动改造。在长达八年的劳动改造过程中，程正干过钣金工、油漆工、电镀工，完成了40多项技术革新。

  其实自从程正调到一汽工作后，他就与妻子过上了聚少离多的异地生活，只能靠鸿雁传书来交流感情、倾诉衷肠。

  1960年，女儿程平出生，不过由于程正忙于设计车型，没有很好的方法赶回北京照顾坐月子的妻子。

  后来，家里的一切更是全部落在了妻子瘦弱的解绑上，不但要操持家务、带孩子，而且还要上班工作，忙得脚不沾地。

  1961年，程正的妻子被调到长春煤矿管理局，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全家人都沉浸在大团圆的幸福之中。

  由于吉林长春冬天的天气实在太冷，导致妻子的风湿性关节炎反复发作，最后发展成了风湿性心脏病，只能长期卧床休息。

  1964年，程正为减少妻子的痛苦，将8岁的儿子留在了身边，让其带着女儿返回了天津老家。

  1975年，程正意识到与妻子长时间的两地分居也不是办法，为了妻子的幸福，程正与妻子协商，约定“上不影响老人，下不影响子女”后，友好和平离婚了。

  和妻子离婚后，程正仍然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月将100元的工资一分为二，一半寄给她们娘俩，一半留给自己和儿子。

  1979年3月，因积劳成疾患上心脏病的程正苦尽甘来，结束了劳动改造的岁月，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办公室，全身心地投入到红旗轿车的造型设计之中，设计出了红旗CA-770D等车型。

  程正的大远在英国的大姐和二姐，以及在美国的二姐和弟弟得知他退休后，都被闲不下来的他婉拒了。甚至远在北美的儿女非常惦记思念老父亲，盼着接他过去共享天伦之乐，也被他一口回绝了。

  在此期间，程正还花了四个月时间，将自己工作参与第一辆红旗轿车造型设计以来几十年的经验和体会写下来。

  后来这22万字的《汽车造型》被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全部阐述汽车造型的专著，被吉林工业大学选定为教材。

  两年后，“不让我工作，还不如让我去死”的程正又被返聘回原第一轿车厂，每天穿着带补丁的裤子和袜子，骑着自行车前去参与设计红旗CA-7560和小红旗等车型。

  2002年，程正又被调到一汽轿车公司产品部工作，每月工作不过800元。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还不如一个更夫，程正对此只是一笑置之。

  程正受到无数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参与了几个红旗车型的设计，更因为他一生与红旗相伴的坚守和执着。

  可以说，程正将一生都献给了工作了一辈子的一汽，留下了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话。

  如今红旗轿车慢慢的变成了国货之光，受到慢慢的变多人的喜欢，就连美国总统拜登都会忍不住为其打起了广告。我坚信，在我们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很多领域一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崛起，后来居上。